“疼吗?”
她点头,咬着唇不敢哭。
我摸了摸她的头:
“疼就哭,没什么丢人的。”
她一下子哭出来,紧紧攥住我的衣袖。
那一刻,我想起明儿被按在雪地里挨打时,也曾这样想抓住我。
可那时我离他太远。
远到他身上落满鞭痕,远到他只敢咬着袖子不哭。
我抱紧怀里的孩子,泪落在她的发顶。
几年后,我在城郊开了一间私塾。
院子不大,墙上挂着明儿的木鸟。
孩子们每次进门,都能看见它。
我教他们识字,也教他们辨是非。
“如果有人告诉你,做错事的人只要哭一哭,就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,那是错的。”
“如果有人仗着自己有权,就能随便给别人定罪,那也是错的。”
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越鹤云流放北境后,曾托人送来一封信。
信很短,写着他已收到父亲**的消息,也知道我在城郊开了私塾。
他说自己不求我回信。
信末没有落“夫君”,只写了他的名字。
我将信放进火盆里。
火焰吞过纸页时,木鸟在墙上轻轻摇晃。
他记得有什么用?
父亲不会因此多活一日,明儿也不会因此多笑一声。
记住罪行,是他余生应受的惩罚,不是我必须接受的补偿。
入冬后,越鹤云病重的消息传来。
他在北境染了寒症,几次昏厥,随行的差役以为他熬不过那个冬天。
有人问我要不要去看他最后一眼。"